新中国历史上的反腐故事 | 亲历者回忆治理大吃大喝问题
讲述人：曾繁茂
原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新闻发言人，先后任中央纪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教育室副主任、教育室主任、宣传教育室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纪检监察报社社长。
“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
“文革”中，许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迫害，改革开放平反后，有些人认为自己在革命中流血拼命，在“文革”中又受了委屈“吃了亏”，他们的子女受连累，没能上大学、没有好的工作，失去太多，现在重新掌握了权力，就应该让自己和家人得到特殊照顾。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一些领导干部中颇有市场。在学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许多同志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意见，在8个方面典型的不正之风中，“搞特权，谋私利，生活特殊化”被排在了第一位。
针对这一现象，1979年，中央纪委代中央起草《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为推动该规定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
公款吃喝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一些企业还流行着一句话，“两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意思是说，只要吃好喝好，事情就好办了。
为了刹住这股歪风，中央纪委多次通报，中央有关部门也出台了许多规定，但收效都不明显。比如，针对“四菜一汤”的公务接待标准，有的地方用碗里套碗、大盘套小盘的做法，继续大吃大喝。
整治收到明显成效，并取得较好反响的，就是丰泽园饭庄的吃喝事件。
丰泽园是一个特色饭庄，主要服务对象是机关、团体和外宾。一些高级干部借故到丰泽园吃“客饭”，即付少量钱，吃高级饭。时任商业部部长王磊，经常去吃这种“客饭”。他几次吃喝122.24元，但只交了19元，还把没吃完的烟酒打包带走了。少交的100多元，放在现在看是个小数字，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却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好几个月的工资。
饭店里有一个厨师叫陈爱武，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对王磊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就决定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件事。对这个问题，饭庄中也有不同意见，认为部长那么大的官，吃个饭算啥？但陈爱武认为占国家便宜，就是不正之风，于是坚持反映，一直告到中央纪委。
得知情况后，中央纪委非常重视，派常委曾涌泉同志前往查实后，认为这是一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研究后决定向全党通报。为此，王鹤寿同志还亲自起草了通报。通报发布之后，王磊本人作检查，请求纪律处分，还写信给丰泽园，要求补足欠款。1982年3月，王磊被撤职。
陈云同志对党风一直高度重视，针对此事，他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要求“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纪委全会上，邓颖超同志表扬了这个通报，说发得及时，社会反响很好。那段时间我去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调研时，许多同志跟我说，连部长这么高级的干部也通报，中央纪委真是动真格的了。
“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文革”结束刚刚两年，党和国家正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同全党一样，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当时，陈云已经73岁了，且身体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
什么是最必要的工作？1979年1月初，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到陈云家中请示中央纪委的工作方针，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陈云明确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在恢复重建后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陈云的讲话为中央纪委开展工作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我到中央纪委时，正赶上集中整治“三招三转一住”中的不正之风。“三招三转一住”，即招工、招干、招生，农转非、农村青年转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临时工或合同工或民办教师转国家正式职工，以及职工住房建设和分配中的问题，这些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反映也最为强烈。其中，我直接参与了1980年高考作弊问题的调查了解和撰写报告工作，印象深刻。
“文革”期间，1700多万青年响应中央号召，上山下乡接受锻炼。知青返城，高考是一条重要出路。但是，在这十年中，许多知青被迫放弃了学业，再重新捡起书本谈何容易，一些人便打起了作弊的算盘。
1980年的全国高考作弊问题涉及13个省市，最严重的是湖南衡南县和河北获鹿县，这些地方的作弊已经不是偷偷摸摸的搞夹带，而是肆无忌惮地公开部署。但即便是作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愿。一些落榜考生，就将作弊内幕反映到教育部。
中央纪委得知这一消息后，派我去调查。在听取了教育部同志介绍的各地高考作弊情况后，我认为问题非常严重。因此，除了向领导作汇报外，还撰写了一篇《要情摘报》。
后来，这一问题被全国通报，有关考生成绩作废，主要责任人被严肃处理。
建房分房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也是不少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突出问题。当时，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4平方米。但是，一些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却利用职权多占房、占好房，甚至有的人孩子一出生，就能分到房子。这种典型的苦乐不均现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针对住房建房中的不正之风，中央纪委仅1982年就4次发出通报。经过连续两年的专项整治，住房建房中的不正之风得到遏制，各地共退出多占的住房80多万平方米。1984年4月，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表示：“在许多地方这股不正之风已基本刹住”。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声音，有人把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提出要在执行纪律上给干部“松绑”的口号，认为纪检部门手伸太长了，是改革的“顶门杠”、绊脚石，甚至还出现了“防火防盗防纪委”的说法。
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云同志明确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他还说，“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员的党性和党纪教育”
1979年1月，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会，指出各级纪委要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项就是加强对党员的党纪党风教育。
这体现了陈云同志对党性党纪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1985年3月13日，陈云在听取王鹤寿、韩光汇报关于即将召开的中央纪委全国工作会议的设想时指出：“为什么那么多党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刮来时，一下子就卷进去了。这些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从党的建设角度看，这是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由此想到，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检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员的党性和党纪教育。”
党的十二大以后，根据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1983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史上的第一个教育室，职责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内培训纪检干部；二是对外开展全党的党风党纪教育，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199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形势变化，教育室改成了宣教室，并增加了及时发布大案要案的查处结果，向海内外广泛宣传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重大成效等工作内容。作为宣教室主任，我担任了首位中央纪委新闻发言人。
这是一项政治政策性很强、业务素质要求很高的工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1993年夏天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情形。
那次，针对反腐败的一些热点问题，法国人道报记者对我进行了专访。那是一名70多岁的法国老记者，上来他就单刀直入地问，我在中国各地做了几个月的调研，根据老百姓的反映，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降低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给他讲了两个故事。一是我前一段时间去深圳一个村做调研，村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过去困难时期，我们这边的人都往香港跑，现在我们富裕了，香港人总往我们这里跑，为了办理审查手续，我们增加了好几个人手”。二是前不久，有一批学生去广东顺德筹资搞活动，当地老百姓说，我们可以支持你，但每支持你100元，你就要喊一句“邓小平万岁”。
讲完后，我对他说，这两个故事可以充分说明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他们发自内心地支持共产党，你说共产党的威信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当然，不可否认，目前也确实有极少数党员，不遵守党的宗旨，搞歪门邪道，丧失了党性，影响了党的威信。但是，我们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认识，并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之后，我向他介绍了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
听完我的回答后，这名老记者诚恳地说，“我之前在苏联当了13年的记者，认为苏联之所以倒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言不顾行，丧失了宗旨。您的回答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那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就能够长期执政？因为你们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保持着自我革命的清醒态度！”(记者石艳红、侯逸宁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