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苏昆山“反杀案”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舆论的焦点，主要聚焦在“反杀”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上面，如同于欢案牵动人心一样，“反杀案”的处理无疑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各种声音各种见解都充分地表达了出来，有了之前于欢案的积极效应，公众对于法治的信心正在逐渐树立。
果不其然，9月1日，江苏昆山市公安、检察机关通报了“昆山砍人案”调查处理结果，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至此，通过全社会对于正当防卫的边界的大讨论，舆论的自我调适，法律的自发普及，都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展现。
当然，对于“反杀案”的反思，仍不当就此而停止。
如果把“反杀案”拨回到最初，无非是道路上的一点争端，其危害和激烈程度并不比过去各种“路怒症”事件要高出多少。但凡当事人中，尤其是车里的司机和乘客心中相信法律，相信且习惯于通过合法途径和渠道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反杀案”的悲剧也不至于上演。同样的，大量的讨论非常理性地讨论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边界，体现出了对法律的某种信仰和敬畏。但也有一部分人，或者根据被杀者过去的表现认为“死有余辜”，或者以死者兄弟的名义对一些公号和自媒体发出“死亡威胁”，这些都说明，在当下中国，信仰法律、敬畏法律，形成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还依然任重道远。
任何一个社会，其发展变化越快，其矛盾冲突也自然越多。起了矛盾和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起了矛盾和冲突，并不循理而行，并不依法处理，而是走暴力解决或私力救济的道路。这样的矛盾处理方法，也许能在一段时间内能起到暂时的安定作用，但矛盾终将激化、扩大，最后不可收场。
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依法治国虽然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但必将是社会治理水平提高逐步改善、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的最优道路，也是走向良法善治的唯一通道。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依法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维护权益，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让每一个公民都建立起良好的法治意识，内心都敬畏法律，信仰法律，这是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维护权益的有力武器。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有名言：“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不仅要求人们以法为则，任何行为都恪守法律，而且要求全社会对法治的敬仰和推崇。而这种敬仰和推崇，和每一个判例息息相关，和每一次案例的讨论息息相关。每一个判例，都是公众法治信仰的基石;而每一次失误，都可能导致信仰的崩塌。
很欣慰，我们从于欢案的宣判中看见了法律之可信，并在此次昆山“反杀案”的处理结果中，再次得到了确认。
全民对于法治的信仰，就是全民对于法律灵魂的高度认同和心悦诚服的尊重。法律拥有高贵的灵魂，在此面前，任何权利都应卑微而且必须卑微。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才能在任何风险面前，在任何矛盾面前，在任何权益争端面前，首先想到利用法律、遵从法律、依照法律，堂堂正正地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维护权益。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03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