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性灵思想的兴起，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认知。性灵指人的心灵，主要包含才、情两端。阳明心学高扬人的先天良知良能，是性灵说的思想底蕴，强调个体的人的才智与性情，突出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审美的态度，发现庸常生活中的美。明中后期的焦竑、汤显祖、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清中期的吴雷发、袁枚、赵翼、张问陶等，一脉相承。性灵思想不但在传统的诗文创作中激流涌动，而且在正统文学之外的戏曲和小说中也多有表现。沈复《浮生六记》写琐屑的日常生活，化庸常为神奇，描写夫妇之爱，表达对生活的热爱，正是人的觉醒的表征;徘徊于主流体制边缘、以布衣终老的朴实学者梅鼎祚创作《玉合记》传奇，抒写男女情爱，彰显人之觉醒的社会真相。发现生活，正是对人的发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客观上与封建社会规范相对抗。明清性灵思潮，遂开启了一个思想的新时代，因之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起源。(雷恩海)
作者：姜朝晖(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沈复《浮生六记》，以灵动的笔墨，简洁雅训之文辞，描述其伉俪深情、闲情逸趣、山川游历以及坎坷人生，遂使其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展露出一片灵光，感动激发人意，获致美的享受。此乃性灵主义思潮鼓荡之下，对男女之情、庸常生活的审美，预示着近代新思潮的到来、人的自觉精神之彰显。
广益书局本《浮生六记》绘图 资料图片
生活于乾隆、嘉庆时期的沈复，仕宦不显，功名未立，当时也并无擅长文章之声名，然而，沈复以审美的生活态度，处于琐屑生活，却能随时发现并欣赏美。
沈复幼小之时，即有“物外之趣”，能够以审美的态度发现美：“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这正是李卓吾的“童心”。沈复始终葆有这一童真之心、审美态度，不为生活的粗粝所磨灭。沈复爱花成癖，喜作盆景，精剪枝养节、接花叠石之法，一有闲暇，沈复便巧构花树、盆景，遂使胸中丘壑，化为眼前景致，摇曳生姿，增添一抹亮色，美化生活，高情雅趣。其实，审美生活，并非物质丰盈乃至于奢靡，而往往因陋就简，以雅洁闲适为美。夏月荷花初开，晚含而晓放，妻陈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超越狭隘物欲，随顺造化，处处是美。
《浮生六记》最为人所感动者，乃是沈复与陈芸伉俪之情义深笃。对男女情爱的直接表露，是性灵思潮与人之觉醒之重要表征。陈芸，一个有才情而生性洒脱的女子，在琐屑的世俗生活中，两情相悦，于坎坷艰难中，精神相通，情爱相依，支撑扶养之义深淳朴厚。世俗的庸常琐屑生活，两情相悦，不仅仅是耳鬓厮磨之胶腻、依附，而要能交流，有爱好，甚至于有事业可为。既能有相当的一致性，也能有各自的思想与差异性。陈芸堪称闺中良友，与沈复一样爱好书画、叠石为盆景，“至深秋，茑萝蔓延满山，如藤萝之悬石壁，花开正红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红白相间。神游其中，如登蓬岛”，神游天地之外，心灵极其自由。
世俗而琐屑的物质世界乃生活之土壤，但也需要有浪漫、高尚的精神，化庸常为神奇。灵明的绽放、艺术的熏陶，是升华精神生活的媒介，是家庭的黏合剂，互相激发，也会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吸引力，起到亲密凝聚的作用。陈芸极珍惜破书残画，终日琐琐，不惮烦倦，分类收集，补缀成幅，而有“断简残编”“弃余集赏”之名，“于破笥烂卷中，偶获片纸可观者，如得异宝”，赏玩不已。课书论古、品月评花，沈复识见不凡，而陈芸亦领悟独到，精神相通遂欢畅自然耳。
在沈复的时代，女子外出游历受礼法的限制，为社会道德所不许。而沈复与陈芸寻找机缘，踏访美景，观赏、游历，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如，七夕临河赏月，河中波光如练，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而有“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之感慨，正与苏轼承天寺夜游“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诗夜游》)之情趣相仿佛。游太湖，“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境界阔大，摇曳生姿。约邀二三知友，踏访苏州南园，陈芸巧为筹划，煮茶暖酒烹肴，对花小饮，得尽其乐：“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这样的生活与情味，正是孔门高弟曾皙的理想生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越陌度阡、游历踏访，离开狭小的圈子，暂时摆脱琐屑的世俗生活，而求得精神的自由与放纵，正是对正常美好生活的追求。儒家所讲的孔颜乐处，也就是由审美生活态度而激发，是健康向上的快乐。生活本身就是目的，生活是核心，而快乐则融于日常行为之中，这是性灵思想对庸常生活的意义。腐乳小菜，清茗美酒，或夫妇对饮，或友朋相聚，俭朴的生活，却也充溢着世俗的欢快与精神的高雅。苏轼说：“红日当窗近午时，肚中虚实自家知。人生一饱原难事，况有茵陈酒满卮。”在枯寂、匮乏、甚或窒息的环境中，一杯美酒便突现生活的美好、人生的快意，实乃化庸常为神奇的审美生活态度使然。
沈复喜游历，见识不凡，“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沈复擅长绘画，往往以画家的眼界来观赏胜景，以牢笼天地的本领，用诗意化的描写，将千里之势纳于尺幅之上。游西湖，“觉西湖如镜，杭城如丸，钱塘江如带，极目可数百里”;游西山，“但见木犀香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万籁俱寂。星灿弹《梅花三弄》，飘飘欲仙。忆香亦兴发，袖出铁笛，呜呜而吹之”。苏轼夜游赤壁，“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赤壁赋》)，享受清风明月、湖光山色，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之雅兴情致，何其相似!武昌黄鹤楼，“冒雪登焉，俯视长空，琼花飞舞，摇指银山玉树，恍如身在瑶台。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名利之心至此一冷”，大手笔勾勒，描摹胜景之神韵，读之如临其境。纵情山水形胜，实乃摆脱现实生活压迫、追求精神自由的体现。嘉庆十三年，沈复随御使远赴琉球，册封国王，得以纵游海外，领略异域风光：“瀛海曾乘汉使槎，中山风土纪皇华。春云偶住留痕室，夜半涛声听煮茶。”(管贻萼《长洲沈处士三白以〈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艰辛、不易，往往成为生活的底色;历经艰难，甚至成为生活的必需过程。沈复与芸娘并非始终沉浸在美好、快意的生活之中，事实上他们经历了人生的诸多坎坷艰难。《浮生六记》的闺房之乐、闲情之趣、浪游之快以及游历中山，事实上都是以“坎坷记愁”为底色的。沈复为生计而游幕三十年，饱尝流离之苦，生活困窘;伉俪情笃，浪漫性情，超轶当时社会道德规范，为礼法之士所疾忌，又因言语不慎、为弟借贷担保，遂不见容于家庭，被父逐出;两年后虽蒙谅解，得以回家，却又因盟妓、替友作保借贷西人而再次被逐。此后，沈复携病妇寄居无锡，谋食扬州，辗转流离而芸娘亡故，备尝艰辛酸楚。回乡探望，仍不见容;复至扬州，卖画度日，形单影只，凄凉已极。父亡，奔丧归家，而弟贪占家产，百般欺凌，沈复不争纤毫，为友人所援引，寄居佛寺。嘉庆十年(1805)，受石韫玉之聘入幕，奔走于荆州、潼关道上，转至山东，骇悉儿子夭亡，其悲痛何如也，“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
正是在这样的艰难中，他们努力追求生活的雅化与品位，精神相通、情爱相依，甚至将审美的愉悦上升到志意之乐，化庸常为神奇。沈复与芸娘“一生坦直，胸无秽念”，俭朴生活，甘之如饴。正是在这种艰辛、不易抑或庸常、无奈的生活环境中，保持一己之性灵，化庸常为神奇，由物质的欲求发展到对精神完善的追求，是人格的升华，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觉醒，是人之为人的开始，也是人性的发现。《浮生六记》彰显出性灵思想的异彩。
性灵思想，能够化庸常为神奇。其一，需要直面世俗生活，认识到世界与生活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能够以审美的心态，发现残缺之中的美、发现阴霾中的光明和亮色。芸娘并非十全十美之人，“两齿微露，似非佳相”，然而聪慧，知书达礼，其才情与文化修养，使其自有一种天生的风韵。其二，真诚，不失赤子之心。沈复、芸娘始终以真诚之心待人接物，不怨天尤人，所谓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因真诚，才能发现并欣赏世俗生活中的美好。其三，尊重与自尊乃美好生活的要素之一，亦是性灵相通、人格平等的体现。两情之相得，重在于有共同的审美、相互的精神交流，要能互相尊重且自尊，而非丧失自我式的依违与攀附。尊重就是承认其独立的人格，自尊乃有所守，而保持自我的尊严。作为闺中良友，陈芸保持着相当的人格独立性，她描述人生理想：“君画我绣，以为持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其四，要有为，不苟且。世俗生活，需要有所为，保持一点艺术爱好，乃超越庸常生活、升华精神的良方。汲取知识的力量，正是化庸常为神奇、不俗之良方。寄居菜园，赁老妪之室，“四壁糊以白纸，顿觉改观”;而萧爽楼中“四忌”“四取”，更是摆脱庸俗而追求精神之超越与快乐。其五，需要有应对世俗生活的能力。生而为人，离不了日常的琐屑生活，要有一种谋生的技能，能够应对自如。事实上，沈复是比较缺乏这种生活能力的，养成了对大家庭生活的依赖，一旦离开大家庭的庇护，很快就陷入艰难;儿女未抚养成人，女儿当童养媳、儿子入店作学徒，芸娘病重而殁，没有尽到一个父亲、丈夫的职责。
《浮生六记》所展现的，正是性灵思潮鼓荡下的人之觉醒，激发了对琐屑生活的热爱，身处庸常生活而以审美的心态，化庸常为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