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中华民族文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丰饶深厚，影响至今。但在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中，却有不少人缺乏文化自信，总以为从西方来的才是好东西，似乎中国的文艺作品只有合乎西方标准，才是佳作，否则，无论大众如何欢迎，都搬不上台面。当然，对于西方文学艺术进行适当借鉴，无可厚非，也有必要;但如果过了头，就会滑向事情的反面。毕竟，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基石和有机构成部分，任何现代文化其实都是从传统文化衍生、整合、转型、升华而来。所以，我们强调文化的现代性，不能简单地排斥传统，毕竟，传统的力量仍然巨大，传统的魅力也不是说消失就消失的。
论及传统文化的力量，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曾有位戏曲界人士到欧美走了一圈，归来后大发感慨，认为我们的戏曲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欧美。但他的误读很快就被另一个事实所颠覆。事情发生在巴黎MC93剧院大厅，梨园戏《董生与李氏》首演甫一落幕，巴黎戏剧界即为来自中国的一家剧团举办隆重的欢迎酒会，诸多业界名流应邀出席。主持人刚要致词，剧院经理兼艺术总监、著名导演帕切克·索梅尔便面对主演、戏曲表演艺术家曾静萍行了个大礼。然后，这位法国老艺术家发自内心地说：“这是我50年来看过的最伟大的剧本与演出。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梨园戏介绍到全欧洲。”要知道，这场演出没有赠票，没有包场，清一色的金发碧眼，且全场满座。索梅尔的行礼和这番话，是对中国一个古老剧种的深切敬意，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切敬意。
作家汪曾祺的作品以传统美、自然美、含蓄美而独树一帜。汪曾祺少时受过正规传统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中国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其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很不“先锋”、非常传统的文学格调中展现浑朴自然、清淡委婉的审美风格。与老师沈从文先生类似，他不为外界和时尚喧哗所动，不为国内文学西化风潮所扰，自觉吸收传统文化，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中国气息，显示出中国文学传统的自然师承。汪曾祺的传统，源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汪曾祺，不追赶时髦，不标新立异，努力建构自我创作体系的深厚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成就了当代短篇小说和散文小品的经典。
路遥的创作亦是如此，其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老老实实的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写作。作品创作完成之后，却一度连出版都成问题。何故?辄因当时中国文坛正在刮起一股强劲“西风”，作家艺术家大都以西方文学思潮、技巧、方法马首是瞻。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小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后，在听众中产生巨大反响。路遥的小说作品，凸显强烈深沉的生命意识和深厚的人性意蕴，他所描绘的博大、坚强、苦难、忧郁、善良的灵魂，以及蕴含于文字和生命中的憧憬、理想与力量，都让人们印象深刻并为之动容。
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优秀传统文化顺应社会生活变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传统是世代相传的，是历史的产物，也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变化，它既有时空的局限性，又有超时空的无限性。它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更新内容，不断向现实靠拢，并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形成新的传统。传统固然有落后的成分，但传统本身不等于落后;传统有其凝滞性，但传统本身不等于保守。对待传统文化，应有清醒的认识和辩证的态度，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或一概否定。事实上，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绝不仅仅是变化，它还是传承。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只看到了传统所经过之地，而不懂得珍视留存下来的思想和精神，是一种眼光上的狭窄与片面。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但就文化本身来看，传统并未离我们远去，传统的影响还在，魅力依旧巨大。总体上看，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它们所体现的传统中的优质元素，并不会因为现代化的前行而消失。恰恰相反，因其与现代性元素的碰撞、融合，而产生了新的生机。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乃是以不拒绝乃至拥抱现代性、现代化为前提，两者在互补中存在，在融合中发展，在创新中辉煌。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学哲学，懂辩证法，在创作上不跟风，不追赶潮流，真正用自己的灵魂与心灵写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这种态势下，我们的文艺创作才能出现新的气象、新的品格，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文学精品，从而推动当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