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家完了，彻底完了。”望着儿子房间门上那个残存的大红“囍”字，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付道镇67岁的陈老汉忍不住老泪纵横。
今年春节前，他和老伴以一套在县城里购置的婚房和11万元礼金，给27岁的小儿子娶了亲。
为此，老两口不仅用尽了毕生积蓄，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债。没想到，就在新婚之夜，小两口为了这11万元礼金发生激烈争执，小儿子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给两个家庭及社会都留下了巨大伤痛。
惨剧让人唏嘘，沉重的彩礼是始作俑者。从20世纪50年代的几尺花布，到改革开放后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再到如今一些地方用百元钞票“称斤论两”，国内一些地方不断加码的“彩礼”正在将像陈老汉这样的普通父母压得喘不过气来。
本来是礼节性的民俗，彩礼缘何不断走高?如何通过移风易俗，铲除这种社会陋习?对此，记者进行了相关调查。
彩礼地图 西部高东部低，山村高城郊低
4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该图以地图形式标注了中国各地的结婚彩礼金额，引发网友热议。记者经过调查发现，4年时间里，这份“彩礼地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等也成了结婚标配。
今年27岁的小安(应被采访者要求化名)是河北省保定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去年年底，他和爱人经过自由恋爱结婚。他告诉记者，由于是自由恋爱，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女方家要的彩礼相对少一些，一共是礼金6.6万元加买房买车。他同时表示，“这属于双方都有正式工作的情况。”
“在保定农村，如果男方没有正式工作，彩礼是10万元起步，还要在县城里买房、买车。”小安说，这几乎是现在本地农村结婚的“标配”。据他介绍，当地农村还有很多讲究，比如礼金要 “万紫千红一片绿”，即1万张5元(紫色)钞票、1000张100元(红色)钞票，再加一把50元(绿色)的钞票，需要花费至少15万元以上。 还有的地方讲究“三斤三两”，即用3斤3两重的、崭新的100元钞票作为礼金，一共大约15万元。
根据2013年的“彩礼地图”，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为1万元礼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花费大约为3万元。 也就是说，4年时间里，即便不加入买房买车的花费，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也增长了2—5倍。
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而且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4年来，贵州的彩礼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8.8万元礼金加“三金”;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 “三金一动(‘动’指的是汽车)” ;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一线城市的彩礼涨幅存在差异。 4年来，北京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礼品上涨为20万元加一套房;上海市的彩礼保持不变，维持在10万元加一套房;广州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三金”上涨为总价值5万元的彩礼。
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彩礼情况差异也比较大。在新疆，维吾尔族姑娘对结婚首饰(耳环、项链、手链、戒指)更为看重，礼金可以商量，大体3万元到10万元不等;当地汉族男性结婚则需要20万元的礼金加一套房子(男女各付一半，或者男方买房、女方买车)。4年前，新疆的彩礼还是8888元礼金加双份礼品。在西藏生活的藏族男子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娶新娘不需要送礼金，只需要送数量不等的牦牛(8000至1万元一头)、羊或者汽车就行。
经过调查，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
可喜变化 华南降幅大，长江流域“零礼金”
可喜的是，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彩礼不升反降。
罗观林是素称岭南古邑的广东省英德市的一个普通农民。老罗1982年结婚时，给女方的礼金是900元。2000年，他的儿子结婚，礼金是8000元。去年，当地的彩礼是1至2万元。
据了解，1982年，当时农村基层公务员每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老罗订婚的礼金900元相当于当时农村公务员30个月(即两年半)的收入。2016年，英德市乡镇干部的工资收入大概为每月6000元，1至2万元彩礼相当于农村公务员3个月的工资。可以发现，如果以农村公务员工资作为参照，当地农村的彩礼水平下降了90%。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的彩礼是大幅度下降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 率领的课题组经过调查后认为，一方面，华南农村多是宗族性村庄，受到宗族抵制，外来男性娶本地女孩的力量大为减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华南农村女孩很多外出打工，自由恋爱的越来越多，家境逐渐殷实的父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也乐观其成。
此外，长江流域如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还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贺雪峰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地方属于分散性的原子化村庄，男孩生育偏好少，父母因此可能对儿子女儿同等看待，同时自由恋爱的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彩礼和嫁妆相当于双方父母的财产完成了代际转移。
这种势头在深圳、北京等城市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一些在这些城市工作、结婚的受访者告诉记者，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观念的普遍和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出于对女儿未来幸福的考虑，很多女方父母不再将男方的彩礼数额作为强制性要求，一些女方父母还会出钱和男方合力买房。
天价彩礼 男多女少、盲目攀比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地彩礼数额差异大，但大部分地区的彩礼价位在不断走高，“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天价彩礼”的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 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声波技术兴起并开始用于生男生女的检测，让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有了技术基础，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持续走高。与此相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 分析，农村本来就是男多女少，随着城市化发展，女孩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更加剧了农村女孩的稀缺。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很多女性即便无法嫁进城市，也希望嫁给当地经济条件好的男性，女方家长则希望借彩礼改变自身经济状况，也助推了“天价彩礼”的出现。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 认为，攀比之风既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又和很多人现在功利性过强、讲面子、讲排场、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会心态有关，同时让一些职业媒婆有了“两头通吃”、漫天要价的市场。
“很多人因为付给别人‘天价彩礼’，就想着通过收受‘天价彩礼’来补亏空，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蔡劲林 分析道，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农民既是“天价彩礼”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行者。
“当彩礼逐渐成为一种敛财手段，实质上与买卖婚姻相差无几，由此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因婚致贫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发生。”崔树义表示，越来越多的穷人娶不起媳妇，或者为了娶媳妇弄得“全家返贫”，光棍村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 “天价彩礼”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陋习。
移风易俗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为应对越刮越烈的彩礼之风，2016年7月29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委印发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强调，“十三五”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将加强引导，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意见》同时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不断提高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趋向自然平衡等提出要求。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倡导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电视电话会议，农村“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现象被点名批评。
那么，如何通过移风易俗，铲除“天价彩礼”的土壤呢?“这需要综合施策，仅仅靠单纯的引导、宣传很难奏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朱信凯 认为，“天价彩礼”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多从治本上下功夫。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治本之策。” 朱信凯表示，只有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样”才能成为共识，“天价彩礼”才会失去生存土壤。他建议，目前，政府应尽快加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力度，完善农村养老政策，减少城市落户限制以及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等。
从更深的层面看，“天价彩礼”也暴露了农村社会治理的缺陷。 吴国宝建议，可以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各种社区协会甚至传统组织，通过制定一些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来遏制“天价彩礼”;同时引导广大农民改变观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觉摒弃陋习，培育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要内化于心才算成功。治理‘天价彩礼’，既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社会合力。只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为此应该做什么，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天价彩礼’的歪风就一定能消除。”吴国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