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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建(腾讯·大家专栏作者，金陵教书匠)
近日听过教现代文学同事的一堂课，讲的是沈从文，受到启发。在谈及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文关照时，以《湘行笔记》中作者对故乡人物的态度，与鲁迅作了一个对比。1934年初，沈从文因母病回阔别十六年的湘西探亲。路途中几乎日日给夫人张兆和写信，而后又以这一路见闻的书信为素材写出了溯沅水上行的《湘行散记》。不但铺陈两岸风光和乡俗，更有各式精彩的人物故事。整个文本浸透了作者对故乡风物尤其人物的情感。正如他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说他在船上看水的感受：
“我看到小小的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替的严重。”(《湘行笔记·历史是一条河》)
身在京城的鲁迅也有返乡的经历，这可见他的作品《故乡》《祝福》等。与《湘行笔记》对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字。当然，这出自两种不同的心境。景由心出，人物亦由心出。鲁迅对故乡人物，相较于以上沈从文的“爱的礼赞”，其态度显然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然这八个字是鲁迅早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对英国诗人拜伦的评价，但返身于己，尽管怒无明显，哀悯之情却字里行间。同样面对生存的艰难，沈从文笔下那些水上讨生活的船夫，遇到滩上险情，须要光着身子跳进水去顶船，哪怕是冬天。不注意，即被旋流带走。但那些昂扬的船夫，极少埋怨生活，平时用极为粗鄙的语言交谈相骂，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情绪。晚上船舶岸，有几个小钱，便点着一节废缆去吊脚楼找相好的女人。饮食男女，生老病死，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喜怒哀乐，各尽本分。相较我们熟悉的鲁迅笔底的闰土、阿Q等，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因此，对故乡草根，尽管同出同情，鲁迅笔底是“哀”，沈从文笔底是“爱”。其缘由在于，沈从文书写的是那恒常不变的生存与人性，鲁迅则是要用自己的文字揭示一种需要改造的国民性。
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对比。读两人的文字，即能感受到他们不同的叙述视角。沈从文是贴近自己笔底的人物，正如他回乡乘船，是和船夫在一个小划子上，彼此距离咫尺。他们拉着家常杂务，吃水下捞上来的鱼，又听他们说各种故事。所以沈从文对自己笔下人物的讲述角度是平视的。鲁迅不然，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无论闰土还是祥林嫂，总是有一层高高在上的隔膜。哪怕是少年时的朋友闰土，面对面，也有着无法拉近的距离。鲁迅其实是用一种悲悯的态度打量和叙述自己的人物。这是一种带有精英意识的俯视，俯视着显示出各种病态的芸芸众生。
沈从文并非没有观察到鲁迅所洞察的那些病象，比如鲁迅小说呈现出的国民性的麻木、愚昧、自欺欺人等，他却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小地方的光、色、习惯、观念，人的好处同坏处，凡接触到它时，无一不使你十分感动。便是那点愚蠢，狡猾，也仿佛使你城市中人非原谅他们不可。”(《湘江散记·第三张……》)这是一个例子，在《桃源与沅州》中，一个水手上吊脚楼寻欢，别人发问“‘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上算吗?’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麂皮抱兜，笑眯眯的回答说：‘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我桃源人的钱，上算的。’”沈从文说：“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却不必提。”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自己的妻子做别的水手的营生，正如自己也给别人的妻子做营生。但沈从文评论是：“便因为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人来似乎洒脱多了，……他们的行为，比起风雅人也实在道德得多。”
一个批判，一个甚至于礼赞。这差异来自他们不同的文学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小说有治病救人的诉求，作者引为责任，同时带有一种悲悯。沈从文不然，他认为他自己笔底下的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有着健康的人性，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包括它的一切优缺点。并且他们又各尽自己应当的生存义务，毫不含糊。一代代人如是不已，便构成了流水般的历史。但历史从来没有记载他们。于是在《历史是一条河》中，沈从文写道：“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并表示“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透人些”!
鲁迅和沈从文，鲁迅是前辈，沈从文是晚辈。鲁迅不但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体制，而且开启了一个绵长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沈从文虽为后者，但他的写作未受启蒙文学影响，而是走上了不同乃至相异的创作道路。初始写作的他，先是受到过徐志摩的提携。后来胡适又推荐他到上海公学去做文学讲师。此时他与“新月派”走得较近，甚至被视为该派文人。这是一个带有广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人社群。沈从文虽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的创作与启蒙左翼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湘西书信中，沈从文向张兆和吐露：“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作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湘行散记·河街想象》)把乡土故里人物作为书写对象，沈从文肯定不是第一人，第一人毋宁是鲁迅。但像沈从文这样一再表白对乡土草根的挚爱，并以“乡下人”自称，没准他是率先。你可以说鲁迅对故乡人物也有着沈从文一般单纯的爱吗，尽管他有同情。鲁迅其实是用医生的眼光审视自己笔底的对象。启蒙文学要在展示国民精神的痼疾，小说未必不是揭示并疗治痼疾的一柄手术刀。所以，表现在故乡的文本写作上，鲁迅的笔致是冷的、阴郁的，沈从文的笔致是温热的、明亮的。
以上大体从作者的情感态度、视角、文学观和文本笔致比较了两位作家的差异。说到底这是两种路径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同的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启蒙文学不但形成传统而且占尽主流。沈从文岂止孤军，文革前的文学史，尽可以没有他的位置。今天，沈的地位自不待言，他的不受任何政治意图干涉的自由主义创作，与鲁迅为发端的左翼启蒙文学，实有辨析之意味。这样的辨析，其意义已经未必在文学，而在文学背后的思想。即以鲁迅论，他的文学无疑是一流的，但那指导他创作的启蒙主义思想，未必就没有问题。
问题在启蒙本身。启蒙文学属于五四启蒙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思想启蒙。文学启蒙和思想启蒙彼此因应，在20世纪的历史构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样的作用取决于你的视角，你可以说它是成功的，也可以说它是失败的。2012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作者为原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穆广仁。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当年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已经是启科学与民主之蒙的五四运动之后18个年头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已经产生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大师。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最先读到的是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在朦胧中接受了些反帝反封建的初步启蒙。当时，我确实是像刚刚从愚昧中初醒来一样，啊，几千年的历史原来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一百年来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都还像阿Q一样的无知和无助!幼小的心灵被震撼了，暗暗想要做一个‘初醒者’，去唤醒尚在睡梦中的人的人。”可以说，穆广仁不是单数，而是一个庞大的复数。无数的穆广仁集结成一种历史力量。历史证明，这是一种事实上已经决定了历史走向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代表者之一胡风终于在1949后大声宣布“时间开始了”。是的，其实它从1919就开始了。五四启蒙种瓜得瓜，其成功自不待言。但不妨这样一问，如果众多的“穆广仁”读的是沈从文(包括新月文人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陈梦家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人生选择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
启蒙往往是社会革命的前奏。法国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五四启蒙同样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先声。法国大革命和前此的英国革命不同，后者是一场静悄悄的不惊动社会的政治革命，它几乎就是上层博弈。法国大革命不然，由于启蒙运动的发酵，它是诉诸广场的、民众的，因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革命。当民众一旦被发动，理性立即走向非理性，日常社会秩序亦随遭破坏，最后革命成了绞肉机。因此，英法革命的区别就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别。英国政治革命由于民众不参与，社会不脱序，改革成本就比较低。五四启蒙直接效法的是法国大革命，此革命经由或包括文学启蒙的催化，使众多有为青年成为革命先驱并为之牺牲。但，启蒙的吊诡在于：按康德说法，启蒙是在人类一切事务中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可是年轻的穆广仁根据鲁迅小说的阅读，就结论为“几千年的历史原来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一部华夏史如以“人吃人”三字化约，这启蒙唤起的，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湘行散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沈从文当年的两个朋友，做了当地小学教员。1927年，国民党主导的北伐革命攻下武汉后，“两湖方面党的势力无处不被侵入……烧木偶，除迷信，领导小学生开会游行，对土豪劣绅刻薄商人主张严加惩罚，便是小县城党部重要工作。”沈的两个朋友，“适在本县做小学教员，两人在这个小小县城里，居然燃烧了自己的血液，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形中，成了党的台柱。一切事皆毫不顾忌，放手作去。”对此，沈从文这样评论：“工作的狂热，代为证明他们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如何天真。”果然，“必然的变化来了，各处清党运动相继而起，军事领袖得到了惩罚活动分子的密令，把两个人从课室中请去开会，刚到会场就剥了他们的衣服，派一些兵士簇拥出城外砍了。”(《湘行散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这未必不是一个与启蒙有关的故事。为启蒙所启的两个投身社会革命的年轻人，不仅其自身命运和所作所为，尤其是沈从文对他们两人的认知评价，无不让人掩卷沉思。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天下人并不需要所谓的文章来启蒙，就像湘西那些船夫和吊脚楼上的妇女也不需要沈从文这样穿长衫的人对他们作居高临下的审视。好在沈从文没有这样的精英意识。他创作伊始所属的新月自由主义，如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是自己站出来批判国民党专制，而不是启蒙民众其实是要民众去决斗并以民众为牺牲。这是两种穿长衫的人，它们写作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字。沈从文用自己的笔书写健康人性，建构了一座文学审美上的“希腊小庙”。无奈那个时代并不能让这座小庙长存，终于到了世纪中历史剧变的时刻。我听到同事转述了一句沈从文不仅是自喻的叹息：
一艘又大又破的船想要掉头难了。
责编：陶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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