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垃圾分类不是靠砸钱砸出来的，也不是灌输给民众的，说到底，即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城市精细化管理”。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访了几个居民小区后发现，北京作为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虽有16年之久，垃圾分类现状不容乐观。不知道垃圾如何分类依然是许多居民的困惑，一些垃圾分类“明星社区”名不副实，各类垃圾混装的现象同样存在，“绿袖标”指导员不见踪影。
垃圾分类“明星社区”的境况如此，不难想象，其他小区垃圾分类的情况如何了。其实这样的结局不令人意外，北京推行了16年的垃圾分类试点，但对于绝大多数市民感受而言，垃圾分类一直离自己很遥远，并未深入人心。
许多人将此归咎于民众的素质问题，可问题是，在推行垃圾分类比较成功的国家，都经历了民众对垃圾分类从排斥到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过程。为何这些国家在推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能提升民众素质，唤醒民众环境意识，而我们花了漫长16年，却收获寥寥?为何我们的政府部门普及不了的垃圾分类，一些草根NGO却在城市社区做得有声有色?
不难看出，整个政策的执行层面出了问题。对于推动垃圾分类，相关政策一直是单方行动，采取的是计划经济下的旧思维，把垃圾分类变成了从政府部门到居委会的内部工作事务，与民意互动不够。
在这样的模式下，有关部门说得多，做得少，拿出的许多举措往往是拍脑袋，不接地气。比如街头垃圾桶上写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标识，让人一头雾水，至今不见改变。
在推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政策接续也做得不好，例如“绿袖标”指导员说没有就没有了。要知道，许多国家在推动垃圾分类的初期，都会设立这样的协助民众的指导人员。
对于垃圾分类的民众教育，多以各种空洞的口号为主。中小学生的垃圾分类教育接近空白，垃圾分类喊了这么多年，依旧缺乏打动人心的相关公益广告。
更为重要的是，垃圾分类只有“试点”，而缺乏对“试点”的跟踪与评估。推广垃圾分类钱花了多少，花在了哪里，各项措施哪些有效果，哪些没有效果，没有效果的该怎么去改。这些情况公众也不太了解。
反观我国台湾，在垃圾分类减量中，就充分重视对试点的跟踪和分析。例如1998年3月至7月，台北市在部分区域进行垃圾费“随袋征收”试点。试点期间，相关政府部门每日都会统计试点区及邻近地区的垃圾投放情况，包括市民使用专用垃圾袋的情况，观察试点区果皮箱垃圾量、乱丢垃圾包数量及环境清洁状况等等。这5个月的试点虽然失败了，但等2年后重启试点时，当时记录的数据、经验等起到巨大作用。
垃圾分类试点还要“试多久”，一项政策试点一试就是16年，恐怕是需要反思的。推广垃圾分类不是靠砸钱砸出来的，也不是灌输给民众的，说到底，这是门“精细活”，也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进垃圾分类需要更多地和NGO合作，让民众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