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专家学者代表走进“东方人类的故乡”
泥河湾：更大的发现精彩待续
图为近日拍摄的泥河湾遗址群—新庙庄遗址。本报记者 龚正龙摄
“泥河湾科学研究至今已百年，我们知道了什么?不知道什么?还将知道什么?”
8月21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Robin Dennell在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提出了这样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其实，这不仅是科学家的学术之问，也是对古老泥河湾怀着深深情感的人们最想知道的事。然而，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当天，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阳原县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举办，中外专家学者代表走进“东方人类的故乡”，庆祝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致敬科学精神。
探索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世界性的科学课题。上世纪二十年代，当仰韶村等遗址首启发掘时，在冀西北的泥河湾村，一批古生物化石正式进入科学家的视野。自此，这块神秘土地孕育的东方人类演化进程和文明发展史，逐渐显露于世人面前。赋予其科学意义的，是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他通过实地探访研究发表关于泥河湾盆地的首篇学术文章，首次命名了泥河湾盆地的湖相地层，使泥河湾具有了第一个科学名词——“泥河湾层”，从而揭开了泥河湾科学研究的序幕。
这一年，是1924年。一百年来，在中外科研学者努力下，泥河湾不断取得重要发现，已成为中国北方第四纪研究的科学宝库，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文化遗存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文化序列最完整的区域，成为中国乃至东亚不可替代的一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产。“如今，泥河湾已经成为研究东亚地区古人类起源、演化和生存适应的关键地区。”河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谢飞说。
关于泥河湾，百年来我们“已知”不少，但是“未知”更多——
泥河湾最古老的遗址，究竟在哪里?泥河湾盆地、蔚县盆地、怀来盆地、涿鹿盆地，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些区域，古人类有着怎样复杂的演化路径?其扩散以及相互间的技术交流、文化传播，是否遵循着某些适应性规律?这块土地上，有着怎样的石叶技术起源、细石叶技术来源?其石器拼合反映出的技术突破了国际上哪些传统认知?旧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古人类最终去向了哪里?哪些古人类坚韧顽强代代繁衍，幸运地跨入新石器时代的大门?他们的审美和信仰，最初是如何神奇萌发的?泥河湾的古人类和北京周口店的古人类，有什么关系?泥河湾最古老的古人类化石，能否找到……
“从泥河湾村，到泥河湾盆地;从地质研究，到人类演化研究;从考古研究，到环境气候研究……感觉总也研究不尽，总有新遗址、新材料、新认知不断涌现。”面对沟壑深深的泥河湾，中外专家学者们有着共同的感受，即如今的泥河湾，其价值已远超其所代表的第四纪地质、环境与人类演化研究的科学领域，而扩展至不同学科，甚至深入到社会生活和研究各领域，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高标准、前瞻性、科学性，统筹推进——这是泥河湾科学研究走在前列的重要原因，也是泥河湾遗址群取得国际公认研究成果的基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说，泥河湾这一考古学文化序列链条，肇始于距今176万年的马圈沟遗址，终止于距今1万多年的于家沟遗址，其间各时段文化遗存持续不断。但是，泥河湾古人类活动并不仅限于泥河湾盆地内，泥河湾盆地也不仅是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涵盖许多新旧石器过渡阶段遗址……这些为探讨中华文明的孕育过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重要支撑。
近年来，在冀西北发现了尚义四台遗址等几处遗址。泥河湾盆地建立起距今176万年至1万年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尚义四台遗址发现距今10400年至64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从内涵而言，四台遗址早期正处在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阶段，房址结构和出土陶器、石器特征，也都体现出连续发展的过程。譬如，出土石器完整展现了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上承发现较多楔形石核的于家沟遗址，下启发现较多锥状石核的黑土坡遗址，成为两个遗址之间细石器转变的关键一环，而且细石器工业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
泥河湾是一座宝库。百年探索，掀起了浩瀚一角，更大的发现还在未来。
“百年是一个节点。关于泥河湾下一个百年，我们能做什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付巧妹表示，在多方通力合作下，泥河湾盆地已成为东亚地区地质学、古环境、古人类学、考古学研究的关键地区。随着泥河湾盆地科研事业进入下一个百年，要更加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持续推进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构建更加详尽、系统、完善、可靠的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同时，做好价值与意义阐释，将其建设成国际性的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基地，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