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是社会的晴雨表。社会里的细微变化，常常会在诗人的笔下得到反映。他们以诗会友，讲述自己对人生的期许，讲述金戈铁马的豪情，讲述远离朝堂纷争后寻觅到的那些平和安宁。唐玄宗时代的诗人，大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杜甫和他的朋友们，命运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他们以诗记录生活的酸甜苦辣，以诗唱和朋友的聚散别离。可是因际遇、性格不同，诗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诗中也呈现出那个时代个人视角下的“微历史”。
诗圣杜甫，跳出个人苦难书写乱世百态
以往不太喜欢杜甫的诗，总觉得这位颠沛流离的诗圣，穷困潦倒，忧国忧民，写的诗总是有一种悲凉的底色，特别是“三吏”“三别”仿佛为盛世大唐唱出了一曲曲挽歌。
理解杜甫，不仅要读杜甫的诗，还要理解杜甫所处的时代。理解杜甫，先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朋友们说起。对于唐王朝而言，安史之乱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动乱，普通老百姓因此迭遭苦难，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据史料记载，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总人口从5288万下降至1690万。成千上万的百姓在战乱、灾荒中悲惨地死去。杜甫也与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一起在这场国家劫难中备受煎熬。对杜甫而言，覆巢之下，焉得完卵?在国家倾覆的时代里，战乱灾祸会延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每一个人都难以幸免。杜甫的身世之感就这样与国家之恨密切相连，甚至是纠结纠缠，无法分开。
杜甫青少年期的诗作流传不多，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中年后的诗作。清代三十六诗仙图卷之杜甫词收录的诗以古体、律诗为主，但风格却多样。实际上，杜甫一生写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是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个皇帝统治时期的确切而鲜明的写照。杜甫抱着强烈的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忧患意识，以写实的笔法记录社会动荡和复杂的社会矛盾，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
这和杜甫的家世、人生经历密不可分。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在格律诗上的造诣有其家学渊源。杜甫的祖父是杜审言，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擅长五言宫廷诗。杜甫客居长安十年，科考不顺，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奔走献赋，但都无结果。仕途失意，杜甫不仅很难展现其政治理想，甚至养家糊口都很困难。直至四十四岁时，杜甫才担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安史之乱之后，他除了在成都的浣花溪时期生活相对安定外，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他在《逃难》诗里写道：“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
杜甫以诗书写历史，描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杜甫的诗中，有坚定的信念，他相信朝廷终能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有国恨家仇，他对发动叛乱的安史之流有千仇万恨;有衔悲茹恨，对酿成灾祸却不管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无比愤慨;他深切同情，对百姓在战乱中的悲欢离合、惨重牺牲感同身受……杜甫以诗书写历史，但他书写的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底层人民的历史，是个人所看所听所感的一次次的悲欢离合。战乱让杜甫离开了自己所处的士大夫阶层，在颠沛流离中以“蹇驴破帽”的模样，融入到芸芸众生之中，和他们一起承受苦难的历史。用现在的视角看，杜甫是以诗，还原了动荡年代里底层群众的生活场景，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杜甫将一个时代的脉络凝聚在诗里，寄托在诗里。他对战乱中的国家进行全景式展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对和他一样遭遇着颠沛流离的亲友的情感体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对饱受苦难的升斗小民的同情安慰：“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他描写得知胜利后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他以超越个人苦难的胸襟祈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的诗不仅对中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杜甫诗中始终隐藏着一颗一视同仁的仁爱之心，深博之爱。杜甫的诗里，有对落难王孙的关切：“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即便是“不敢长语临交衢”，他也要“且为王孙立斯须”，叮嘱鼓励他“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有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看到人们饱受战乱天灾之苦，代表底层人民愤然写道：“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杜甫的诗艺精湛，写人写景写情，细腻准确传神，尤其擅长把个人情感、国家情感融入到山水中。胸襟旷达开朗的杜甫，不管自己经历多少悲凉苦难，也不曾放弃过希望，因而他的诗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广博的情怀。有评价说，杜甫以诗为祖国的山水注入了文化“灵魂”，塑造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特有的山川河流。使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不仅仅局限于地理世界的中国，同样也有了文化里的中国。实体的中国与文化里的中国，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国家的情感羁绊。
了解杜甫所处的时代，了解杜甫的人生，才能理解杜甫诗歌里，那个时代里的国难家仇。他写的不仅仅是诗，更是无数个小人物在战乱时的颠沛流离，更是无数个小人物在困难里的苦苦挣扎与彷徨。杜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曾逃避现实，而是在国家的灾难中、在人民的疾苦里、在个人的悲剧里，磨练出坚韧与乐观，苦难越深，爱国爱民的感情就越浓。杜甫跳出了个人悲苦的小圈子，而以强烈的责任感，在对未来的期待中，认真而努力地生活着，认真而努力地创作。杜甫的行为、言论、诗篇成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照亮了我们民族的灵魂。每当国家危亡之际，杜甫的诗就会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就会唤醒人们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重读安史之乱这段历史，重温杜甫的诗，开始重新理解杜甫这位诗圣。杜甫虽然身经离乱，饱尝战乱之苦，却始终秉持忧国忧民之心，以诗记录下历史上一个个细微之处。这些诗，让杜甫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可敬的诗人。生活给了杜甫苦难，杜甫却以生命为笔，以苦难为墨，为那个时代献上了自己的歌。
与李白同游，成为杜甫终生的珍贵回忆
对于李白与杜甫的相遇，被闻一多称之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闻一多曾感叹，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诗仙李白，即便政治上失意，也不改挥洒写意本色。或许因曾经在四川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李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好剑术，喜任侠。他准备入仕时是开元盛世的尾声高光时刻，再加上在长安得到了贺知章的赏识推荐，成为唐玄宗的供奉翰林，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后因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远了李白。此后，李白离开朝廷，到各地游历。
李白和杜甫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两人相约先是在梁宋相聚，一起游山访道。而后还同游齐鲁，“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之后，李白与杜甫终生再未谋面，再无重逢的喜悦。可是，杜甫对李白的怀念，贯穿了他的后半生。他共写了十二首怀念李白的诗。杜甫曾在《春日忆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李白也曾写《沙丘城下寄杜甫》，回忆同游的情谊：“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直到李白去世前一年即761年，杜甫还写了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安史之乱时，李白因追随叛乱的永王，先是被系浔阳狱，后被流配至夜郎。此时的李白是孤独而落魄的。但是杜甫对李白的崇敬与惦念并没有随着朝中的舆论而改变。他写诗为李白剖白辩护“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当李白蒙冤流放时，杜甫挂念着李白的衣食住行，担心李白“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事实上，在流配途中，行至江陵时，李白收到了赦免的消息。惊喜之余，李白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只是远在成都的杜甫还没得到这个好消息，他在《梦李白二首》中写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后人说，这既是杜甫对李白不为世用的愤慨，对李白生前死后的关切，为其鸣不平，也是杜甫对自身命运的慨叹与无奈。只有杜甫才能写出情真意切的怀李之诗，也只有李白才当得起如此情文并茂的怀念之诗。
李白一生都在作浪漫的想象飞行，他在诗中塑造自我，强烈的表达自我，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毫不掩饰，甚至是不加节制地抒发情感，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展现其豪放不羁的性格和俶傥不群的形象。作为一个信奉黄老列庄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与杜甫，因才华相识。李白写幻想，杜甫重写实;李白写过往未来，杜甫写当下时事;李白的诗秀在神韵，杜甫的诗美在风骨。杜甫和李白虽然在诗歌创作的追求与探索各不相同，但在惺惺相惜中，写就了一段诗坛佳话。西南大学教授刘明华认为，李白年长杜甫11岁，这个年龄差，导致两人成长过程有先后。“杜甫用后半生解读李白，更深刻地理解了李白，也深刻剖析着自身，因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在经历了和李白相似的人生后，杜甫终于达到了与李白对话的高度，实现了对李白完整而深刻的解读，也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
与高适交往，让杜甫拥有终生的友谊
高适是唐朝少有的能施展抱负的诗人，他的诗主要写于没有闻达之时。安史之乱深度参与政治后，高适虽然很少写诗了，但是与杜甫保持了终生联系。高适的边塞诗，有“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的豪迈，也有对战士“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敬重与同情。高适的诗，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的诗常常有忧国哀民的视角：无论是写战士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还是写出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或者是揭露了将军们的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高适以诗记录着他眼中的历史细节。
高适与杜甫有两次著名的相聚。第一次相遇是在公元744年。与杜甫、李白在现在的开封、商丘等地相聚同游。三人相遇时，李白名满天下，但政治上遭遇巨大挫折。高适是两次求仕失败，窝在汴州，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杜甫年龄最小，虽然还是无名之辈，但雄心勃勃，想西入长安求功名。三人在汴州夷门，寻访侠士侯嬴看门处，李白写下名篇《侠客行》。游过开封登过古吹台后，三个人结伴来到商丘，登临梁孝王建的平台、清冷台，在孟渚泽中狩猎，到梁园北边单父台上宴游行乐。三人常常煮酒畅饮，相互切磋诗文。三个人既自负其才，又相互欣赏，在两地携手同游，写出了一批重要的作品。李白写出了气势磅礴的《梁园吟》，高适写了《古大梁行》。杜甫后来在《遣怀》诗中记录了这段美好的回忆：“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第二次相遇是在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秋天，考上“有道”科的高适，辞去了封丘尉，正在长安闲居。28岁中了进士的岑参在天宝八年载(公元749年)进了大将高仙芝的幕府，在天宝十载(公元751年)随着隐瞒西域战事实情，假报战勋的高仙芝回到长安。高适、杜甫、岑参、薛据、储光羲一起，到慈恩寺塔登高，并同题共作，比试才情。这时，同样的登高，因人的境遇不同，有着不同的感悟。岑参正在仕途的迷茫中，登高远眺时，看到“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感慨到的是佛法的广大，“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高适，看到“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不仅感慨“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牧”。此后，高适投笔从戎，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帐下担任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后来，安史之乱时，高适发现唐玄宗与太子李亨存在分歧时，又果断投靠李亨，再次受到重用。等李亨即位，高适一路官拜节度使。
登慈恩寺塔时，杜甫在长安已经将近十年，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有更深切的体会：天宝七载(公元748年)，高力士当上了骠骑大将军，掌兵权;安禄山获赠铁券，杨国忠“岁中领五十余使”;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唐朝讨伐南诏，一连几次都几乎全军覆没，但仍不肯罢休，依然强行征兵。或许此时，杜甫感觉到这个秋天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关口：这个秋天之后，或许所谓的“开元盛世”正在消失，社会正一步步走向动荡不安。杜甫在登塔诗中以“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表达对国家的忧虑。事实上，杜甫的忧虑不仅没有被朝廷听到，他也迟迟未能谋到官职。想到志存高远的人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而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却占据着高位，杜甫不禁感慨：“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慈恩寺塔下题名后，朋友们虽各奔东西，但高适和杜甫的友谊持续了终生。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高适外派担任彭州刺史，杜甫刚好在成都安顿下来，高适经常给他送钱粮。高适在任西川节度使时，杜甫也常常与高适诗酒应答。唐朝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因松、维、保三州等地为吐蕃攻陷，任剑南节度使的高适被朝廷召回。与杜甫分别时，高适难过地写道：“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杜甫回诗相和：“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长笛谁能乱愁思，昭州词翰与招魂。”
与王维交往，曾相熟曾宽慰
诗佛王维，才华早显，于十五岁时就去京城应试。由于能写一手好诗，工于书画，而且还有音乐天赋，所以少年王维一至京城便立即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
杜甫曾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而21岁“状元及第”的王维，无疑是许多人膜拜的“高人”。杜甫久仰王维的诗名，曾在《奉赠王中允维》中说：“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有史料表明，他们两个人有一些共同的好友，如房琯、储光羲等。或许，正如现代人因为“朋友圈”重叠，大家交往的机会也比较多。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杜甫被授门下省左拾遗。这正是杜甫仕途生活中，最重要或最煌赫的“高光时刻”。此后，杜甫与王维同朝为官，彼此间频繁唱和。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秋，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时，曾经至蓝田顺道访王维。王维恰巧不在，大门紧锁。杜甫后来在《崔氏东山草堂》中写道：“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
安史之乱中，王维被乱军所俘，被迫受伪职。虽然王维称病没有到任，但战乱平息后，被下狱，交付有司审讯。按理投效叛军当斩，但因王维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刑部侍郎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王维才得宽宥，被降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官终尚书右丞。
这段屈辱的“经历”，成为王维心中最大的痛。杜甫写了《奉赠王中允维》，为王维“仗义执言”：“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得比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在这首诗中，杜甫将王维比做庾信，“身陷敌邦而心系故国”，与“陈琳降曹”的性质不一样。又说王维，脱逃无门，“假装有病，忠心不改”，堪比“贞妇事夫”。杜甫的这首诗，被认为是为王维的“辩冤疏”。尽管其“人微言轻”，但是这在当时，对于极度痛苦的王维，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持。
此后，王维几乎半游离在朝廷和辋川别墅间，寄情山水，在佛教中寻求精神解脱。在“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秦岭山峦间，徘徊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风光里。即便是初春，在“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落寂中，安慰自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虽然王维的田园诗充满着牧歌情调，表现了他闲逸萧散的情趣和恬淡自适的心，但也难以掩饰他飘零在乱世里，不得不逃避现实的无奈。
